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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六五年,許文彬就讀台南一中二年級時,曾在中華日報揭曉一篇文章「如何解開高中國文教育癥結?」,內容談及文白爭議,其時他身為邏輯學生,認為文言文、白話文其實只是一種體裁,有的文言文很白話、白話文很文言,許多文章介於灰色地帶,爭辯毫無意義。
前國策顧問、律師許文彬說,文言文、白話文都僅代表一種體裁,文言文旨在精華精辟,白話文講究通順,二者都不可偏廢,應就「人生哲學的體悟」、「文字表達能力」做為取材皈依,教師的講授方式也該被檢討,若何讓進修變很多元活躍,才有助於古文成就提高。
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師陳慶華曾撰寫「為古文講授著新裝—以沈復兒時記趣一文為例」,加入多媒體或現代朗讀體例,培養學生臨場感。
他舉范仲淹的《岳陽樓記》為例,「先世界之憂而憂,後世界之樂而樂」,即速就可以讀懂;蘇東坡的《水調歌頭》,「人有悲歡離合,月有陰晴圓缺,此事古難全,希望人久長,千里共嬋娟」,簡單的廿七字道盡「滿足常樂」。兩首古文沒有晦澀的地方。
「陳腔濫調取材與教學索然無味,是抹殺學生進修愛好的首惡!」許文彬說,許多先生教古文,只逐字翻譯,學生看不懂完全文義,味同嚼蠟,重點應放在師資教法,並引發學生樂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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